论澳门基本法第6条与第103条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1]

范剑虹
【摘要】
文章结合德国的经验教训，对澳门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的法律适用作出探讨，尤其是对财产权在基本法上的保护与限制做出了德国式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财产权、基本法、财产权的限制与保护、补偿的规则、所有权、财产的征用与限制的区别、区分理论


一、导论 　

　　澳门特区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与２款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是各国宪法或基本法中人的基本权利中的极为重要的条款。两大法系均各国均对此详细的论述。法学家培根（Bacon）1623年写的《崇学论》(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中说过：“判断的对象（本国法）不能同时成为判断的标准”， 马克·安塞尔（Marc Ancel）也说过：“在一国法律中固步自封，就像劝诱生物学家把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个种类的生物上一样“[3]。因而，在澳门基本法中的有些条款的判例或司法解释还十分有限或还不详尽的情况下，参照其它国家的学理与判例及立法的科学内涵，也是对澳门的基本法的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参与。即使现在还存在着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政制，但是“政通人和、安居乐业”是各国宪法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加上大多数的法律科学是无国界的，因而重视别国的科学、重视别国的实践，无疑是法律本地化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德国基本法的严格的科学体系与完整的社会福利架构，以及英美[4]法在二战后参与了德国基本法的制定，再加上作为大陆法系代表国的德国宪法法院对基本法中基本权利的特别贡献，因而德国的基本法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学习价值。本文就试图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结合德国的经验教训，对澳门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的法律适用作出一个抛砖引玉的探讨。这种对财产权在基本法上的保护与限制的探讨，不仅仅是宪法学者感兴趣的领域，而且还是经济宪法[5]与经济行政法和民法与经济私法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感兴趣的题目。　

　　　

　　1、历史与意义　

　　除了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已涉及财产权外, 纵观宪法史，最早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财产权的仅见1849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帝国宪法》（Frankfurter Reichverfassung）第164条和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Weimar Rechtsverfassung - WRV）第153条。 值得世人注意的是，《魏玛宪法》（WRV）第153条，在私人所有权的自由支配与自然法 （liberalistisch-naturrechtlicher Begruendung des Privateigentums）的社会功能（soziale Funktion）的关系上做出了重大的立法上的解释[6]，因而被1949年的西德基本法所接受。以后各国均对财产权的保护制定了类似的立法规定。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14条中都涉及财产权的保护与合法征用。同样，澳门基本法的第6条、第103条也规定了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和规定了公权力对此的一些补偿义务。这对于澳门的经济与宪法秩序具有重大意义。从自由的基本权利的角度，财产权（尤其是所有权）作为个人劳动的结果，在内在上与个体的自由权利[7]是密不可分的。财产权保证了自然人与法人在财产领域的自由空间，并因此可以使得权利享受者真正行使其它的基本权利[8]。因为，人首先必须满足生存权，进而才能谈及人的其它基本权利与满足其它的尊严[9]。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如果富裕了，并能合法地行使其财产权，那么就可以真正行使其它的权利，那么这个地区与国家的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管子·治国》说得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0]因此，如何对待财产权是基本法中一个重要的条款，不能不慎重对待。　

　　　

　　2、结构与问题　

　　从宏观上看，世界各国宪法（包括基本法）的内容往往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机构设定及其权力的分配；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内容结构上看，澳门基本法中总则中第6条中规定了依法保护财产权，在澳门基本法的经济篇中，也即第103条中有规定财产权与征用等问题, 但在澳门基本法的基本权利中没有相应的规定（草案中曾有规定）。而实际上经济篇第103条中的有些内容与总则的第6条属于基本的权利，也可以考虑放在公民（或居民）的基本权利这一章节中加以保护[11]。按现在的安排中，第6条依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条款强调的是按现有的法律去保护。财产权的有关内容和权利的限制，能否由比基本法低一级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在基本法层面上没有做出规定，仅在第103条规定了征用的问题。而征用还不能理解为对财产权的限制。因而，它的划分是在另一种逻辑体系与利益考虑下安排的，也即除了合法征用，对财产权的法律限制不在基本法上规定，这样的安排给私人的财产保护增加了空间，但是会给立法会和政府的对财产权的限制的立法带来一定的矛盾。因为财产权的有关内容与权利在基本法中仅涉及到保护，而没有说，通过法律可以限制它，那么法律限制了它，是否限制了其在基本法上规定的权利。虽然，在基本法第44条规定了义务条款，由于它是被放在基本权利一篇章中，而不在总则中规定，一般可理解为对此篇章的居民的基本权利的一种义务要求，但是此条是否也可看作为对经济篇章的第103条的一种义务呢？在法律结构逻辑上可能会有疑问。假如在法理上能够解释的通的话，那么遵守义务条款，在立法上还不能等同于对基本法中规定财产权的内容与权利可以通过法律限制，也就是说基本法没规定法律有权限制这种权利，那么遵守法律的义务的要求是否没有了根据。基本法第41条也仅是涉及澳门居民享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保障的其它权利和自由。虽然其它权利可以包括财产权，但是通过第41条与财产权相联系，并引用第44条来说明行使财产权须遵守义务，还是不能将遵守义务的条款，等同于对财产权的法律限制的条款。遵守法律义务应该不能将这种法律看作为限制他高一级的基本法所保护的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的限制，基本法没有规定。当然，没有规定并不能说基本法的立法者反对对此权利的限制，而是可能是基本法将法律因公共利益限制私人财产的问题留给了低一级的法律去规范，以及让学理与判例去解决其中的争议。但是这样做，我本人冒昧认为可能不是对共识的问题和已属基本法应规定的问题的另一种可考虑的做法。　

　　从微观上看，澳门基本法第6条仅涉及依法保护私有财产。而第103条第一款第一句就更为具体地涉及到的是保护私人和法人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和继承权两部分，但是在法理上，这种权利保护实际上应包含着权利的限制。尽管在第6条与第103条中，没有明示这种权利的限制，但是在法理上，权利条款后应该涉及到“有关内容和权利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的字句。财产应履行义务，财产权的行使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这已是现代立法与司法的共识[12]。所以第6条与第103条第一款第一句在法理上应该包含财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与限制的两层含义，而“权利限制的合法与非法性”实际上就是本文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103条第一款第二句讲的是财产的征用以及补偿。这儿什么是财产权的合法限制，什么是私人财产的合法征用，需要细心区别限制与征用的不同的法律规则。当然仅就征用而言，通常必会涉及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关键问题。所以，基本法第103条第一款第二句涉及的是财产的合法征用及补偿和非法征用及赔偿的问题。那么征用的合法与非法就势必又是本文讨论的另一个关键的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讲的是补偿的规则（Entschaedigungsregel,也称为Junktimklausel）。与上述的依法征用有关，但通常与合法地限制财产权规范无关，因为这种合法的限制财产权通常（不包括例外）是不予补偿的。确定财产补偿时，应适当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人员的利益。对于补偿额有争议的，容许提起诉讼。这里不同的补偿的原则是不同的补偿规则制定的法理基础与关键问题所在。所以，这也是本文附带讨论的一个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103条第3款讲到的企业所有权的保护与外来投资的保护，不是本文的主要议题，也不完全是澳门居民的私人财产的基本权利，但可以作为以后的议题，所以在此不予讨论。需要强调的是，按各国的宪政立法，如基本权利依其性质也可适用法人的，一般仅适用于国内法人机构[13]。　

　　综述上述，澳门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款与第2款的内容结构引出以下问题：　

　　在法律逻辑上以及实体法上，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款与第2款的财产权保护与限制在法律适用时如何处理？征用的合法与非法在法律适用时又如何界定与处理？合法征用的补偿应遵循怎样合理原则去解决？这些问题涉及第6条和第103条款后的逻辑与理论架构，必须进一步讨论。其中也包括基本法的第25条中的平等权、基本法第40条中的自由权等都与第6条和第103条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讨论并试图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首先遇到的前提是：在讨论澳门基本法第6条与第103条第1款与第2款中所存在的法律问题时，本文只能在界定了财产权保护的范围以及如何才是触及保护范围时，才能在法理上顺理成章地解决上述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　

　　　

　　二、先决问题：保护的范围和触及保护范围的性质界定　

　　　

　　如果没有确定保护的确切范围，那么也无法理解如何保护，如何确定权利的侵犯。如果不将此界定清楚，那么财产权利的保护抑或侵犯、征收都会成为《史记·天官书》上所说的“海旁蜃气象楼台”那样的结果。　

　　　

　　(一)、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第1款财产权以及保护的范围　

　　　

　　　　　　　　　　　　　　　　　　突出基层特色，繁荣检察文化

　　检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衍生的法律文化，它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它的繁荣和发展，对于推动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基层检察院如何繁荣检察文化，笔者肤浅探讨如下。
　　一、检察文化的含义和作用
　　（一）检察文化的含义
在理解检察文化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叫文化？德国社会学家赫斯科维茨认为，文化是一切人工创造的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自然原生态之外，所有由人添加上去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文化。雄伟的建筑、美妙的音乐、深奥的哲学是文化；健全的社会法制、完善的社会保障、规范的社会秩序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经过历史检验沉淀下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那么，什么是检察文化呢？在现实生活中一谈到检察文化，人们往往容易把它与唱歌、下棋、书画、打球等文体活动等同起来，这是狭义的理解。我们所说的检察文化是随着检察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概念。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检察官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精神风范等一系列抽象的精神成果，乃至于包括信息化建设等科技强检内容在内的检察机关物质建设成果。简单地说，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创造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的总和。
　　（二）检察文化的作用
　　检察文化在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促进检察工作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一）导向作用。检察文化所崇尚的就是广大检察人员所追求的，所以它能够对检察队伍起导向作用，使之符合检察机关的宗旨和职能。检察文化通过对检察干警执法理念、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引导，能够使检察干警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认知检察工作的实质与发展前景，更有效地把检察干警的思想统一到检察工作所确立地总体目标上来，实现检察干警自身价值与检察队伍整体价值的融合统一,并自觉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
　　（二）凝聚作用。检察文化成为全体检察干警的共同行为准则后，它就会成为增强队伍凝聚力、鼓舞士气的黏合剂，能将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以及每位干警的思想意识统一起来，从检察干警的认识、期望、信念等各个方面进行整合沟通，使全体检察干警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形成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协作、荣辱与共的有机整体，去追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从而全面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三）激励作用。检察文化把尊重人作为中心内容，崇尚以人为本，进而会在检察人员内心产生一种高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精神。它不是靠外在的推动，而是一种内在的引导；它不是被动消极地满足人们对实现自身价值的心理需求，而是通过检察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以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满足干警们的精神需要，使检察干警奋发向上，从内心深处自觉产生为检察事业拼搏、奉献的精神。
　　（四）规范作用。检察文化对检察干警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规范作用，这种规范作用来源于检察机关内部的文化氛围、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无形的精神力量。检察机关通过营造一流的环境，建立规范高效的工作秩序，制订执法标准、行为标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建设良好的团队作风和群体意识，达到规范检察干警的目的。
　　（五）辐射作用。检察文化通过美化外在环境，营造文化氛围，培育检察干警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塑造美丽的心灵，树立公正执法理念，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检察干警，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形象。它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可以使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增进了解，产生亲和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促进整个社会大文化的发展。
　　二、检察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在检察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缺乏正确认识。 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耕在去年11月底广州举办的全国检察机关文化建设巡礼上指出：“简单认为检察文化建设就是说说唱唱、蹦蹦跳跳，与业务工作脱节，是对检察文化内涵表层化的理解。”当前，部分检察院和检察干警由于对检察文化内涵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准确，对检察文化作用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到位，认为开展检察文化活动是对正常工作秩序的冲击，是不务正业；也有一些人认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美化机关环境、建设文化活动设施、开展检察文化活动是浪费，是形象工程等。
　　（二）缺少精神内涵。 在检察文化当中，物质文化只是检察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才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内涵。检察机关的物质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检察文化建设提供基础，并使它成为承担精神文化的载体，物质文化的建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但是，有的检察院甚至把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同于机关环境的美化和丰富检察干警的业余生活，一味强调发展机关环境和娱乐文化，离开了检察机关的精神文化建设，这样，单纯的物质文化建设就失去人文化建设的意义。
　　（三）开展形式单一。 有的检察院把检察文化建设附属于工作安排和人事管理，着重强调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以及改善工作、生活、学习条件的物质作用，只把检察文化建设看作是法律监督活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有的检察院把检察文化建设等同于对检察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学习和业务活动的开展，并没有把检察文化建设放在整体检察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来实施，有的把检察文化建设与检察干警在年龄结构、文化背景、心理因素、业务能力、思想认识、政治素养等方面割裂开来，限制了检察文化作用的发挥。
　　（四）特色不够明显。 检察文化既有共性一面，也应有其鲜明的个性，这正是检察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对检察干警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感召力的根源所在。对于各级检察机关，其检察文化建设应该具有自身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是，在实际中，部分检察院在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尤其是促进检察文化理念的形成中，尚未注重体现各自检察院、检察干警的自身特点、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而是趋于一般化，个性不明显，这不利于创造以人为本的人文氛围，不利于激励全体干警努力工作，更不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三、检察文化的繁荣
　　在全国检察机关文化建设巡礼上，张耕副检察长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检察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基层，尊重广大基层检察人员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弘扬和谐文化，创新文化载体和机制，加强领导，加大投入，为检察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物质保障。笔者认为，基层检察院要着力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理念文化、素养文化上繁荣检察文化。
　　（一）围绕后勤保障，着力繁荣检察物质文化。检察物质文化是司法理念的一种外在的物质表现，是社会公众可以直接通过感官感受的具体实物，其所表达的意义或象征能够凸显检察机关的庄重、尊严与神圣，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独立性和便民性。它包括检察机关的场地、建筑、设施、装备、制式服装，以及检察人员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办公大楼是向社会公众展示检察文化的重要窗口，所以在选址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要规模适宜、经济实用，在外观上体现出庄严、大方和尊崇，要用多种形式体现出检察机关的职业特征，办公室、执法标志性设施、荣誉陈列室都要体现庄严、肃穆、整洁、高雅，积极营造具有现代气息、法律监督工作的特有氛围。同时，要大力开展科技强检工作，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高科技服务检察工作，实现办公自动化、办案现代化。
　　（二）围绕形象塑造，着力繁荣检察行为文化。检察机关是行使法律监督权力的国家机关，检察干警是直接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检察干警需要有良好的外在形象。要注重规范个人的仪表、言谈、举止、交往，从整洁穿戴、诚挚微笑、讲求时效、热心助人、客气待人等点滴小事做起，养成符合检察机关职业特点的行为习惯。要加强对业余生活的约束和自律，注重执法形象，严格按照检察机关管理规章制度及行为规范的要求去做，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令行禁止。要积极创造条件，规划建设各种文化设施，适时组织开展干警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要有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实践性，兼顾学习与情趣、知识与娱乐、活动与休闲，既丰富干警的业余生活，又提高干警的实践创新能力。
　　（三）围绕思想教育，着力繁荣检察理念文化。检察法治理念文化，是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与核心。它追求的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文化，达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队伍。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活动，使检察干警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评判一切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行为的根本标准，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不为情所困、不为利所动，维护法律的权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自觉坚持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作为重要追求，增强诉讼程序意识、诉讼时效意识、效率责任意识，严守办案时限，缩短办案周期，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增强执法效果，以公正司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增强接受党对检察工作领导的坚定性，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深刻认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努力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积极探索服务大局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不断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增强服务大局的效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围绕司法公正，着力繁荣检察素养文化。检察干警的素质如何，对是非的评判、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关系极大，直接影响到法律监督的质量和司法公正。实践中，我们要坚持“稳定现有人才，引进急需人才，借用外地人才，培养后备人才”的工作思路，要注重培养检察干警的人品，重视每位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建设，使其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使其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注重提高检察干警的专业素质，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活动，选送业务骨干参加各类培训，着力提高检察干警的业务能力，把检察干警职业素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实现“人才助检”、“人才兴检”、“人才强检”。
　　检察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而繁荣检察文化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通过全体检察干警长期不懈的努力，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一步一步地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行为上和检察文化接轨，自觉摒弃种种不良习气和作风，以自己的检察实践来丰富和繁荣检察文化，进而来推动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