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不通音讯而请求离婚问题的复函

1961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61年7月5日（61）院办秘字第47号函及10月6日报来的一般人民群众因不通音讯而请求离婚的5个案例材料均已收悉。从这几个案例看来，当事人或是原来结婚时就十分草率，婚姻基础很不巩固，一方外出后长期断绝了通讯关系；或是婚后感情尚好，以后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离家外出，长期断绝通讯关系，有的断绝通讯关系已满两年，有的还没有满两年。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我们原则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凡当事人一方外出多年，其配偶要求离婚时，从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已连续有两年以上与家庭继绝通讯关系，经人民法院向双方家属、亲友与当地群众、有关机关团体调查属实，并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告周知，经过一定时期，对方仍不提出意见的，一般可以判决准予离婚。如果原告人所述不实，绝不能草率判决。在处理过程中查明起诉的一方如因生活确有困难而提出离婚的，应商请主管社会救济部门先适当给予照顾。
附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因不通音讯而请求离婚问题的请示 （61）院办秘字第4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接到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洋县人民法院关于一般人民群众因不通音讯而请求离婚的年限问题的请示一件。洋县法院的意见：婚姻法公布前一方出外两年无信，公布后又一年无信，其配偶提出离婚，经查确实，准予离婚。婚姻法公布后一方出外两年无信，经查属实，准予离婚。
汉中中院认为：婚姻法公布迄今已近10年“公布前后几年无信，应准予离婚”的提法，已不确切，从而提出“一方在婚姻法公布前出外，迄今无信，另一方提出离婚，准予离婚；婚姻法公布后如果出外无信在五年以上的，另一方提出离婚，准予离婚，出外无信在五年以内的，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进行确定”。
我们的意见，凡从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两年无信而且确实无法查找对方下落的，一般可判决准予离婚。
妥否，请指示。
1961年7月5日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报送案例的函 1961年8月12日 法研字第20号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1）院办秘字第47号函收悉。关于一般人民群众夫妇间因不通音讯而一方请求判决离婚的年限问题。我们认为这涉及到对婚姻法的解释，同时这类问题比较复杂，而且各地情况也不一样，处理必须慎重。请你院将有关这类问题的案例，搜集一部分给我们，以便研究后报请中央核定。

附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函 （61）院办秘字第 号
最高人民法院：
遵照钧院本年8月12日法研字第20号函示，送来宁强县人民法院关于一般人民群众夫妇间因不通音信而一方请求判决离婚的问题的案例材料5份，请核示。
附：案例材料5件
奚秀英与李玉山离婚案
申诉人奚秀英，女，20岁，贫农，共青团员，住宁强县大安公社战斗队。
被告人李玉山，男，25岁，中农，复员军人，籍贯同上。
上列当事人1958年2月自由结婚，感情尚好，男方于1957年7月私自出外，1960年12月从新疆省和米县农业师给女方写信，提出离婚，女方亦同意，持信来我院要求处理，经我院数次去函查询，找不见男方，而女方却不断催促处理。
鉴于上述事实，男方不通女方知道，私自外出，两年之久不尽夫妻义务，并提出离婚，女方为前途计同意离婚，为保障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我们意见可判决准予离婚。
宁强县人民法院
1961年9月14日
张华兰与张华有离婚案
申诉人张华兰，女，34岁，中农成份，住大安公社惊钟队。原夫于1957年2月病故后，家里父母双目失明，3个小孩年幼，无人劳动，处于生活极为困难之际，于同年7月从外地流落本村一个不知身份住址的生人，自曰：“名叫张义华，曾当过区长等职，现在下放生产，家住略阳县张家坝乡”等。后经邻居介绍张义华给张华兰招赘为婚，改名张华有，婚后数月张华有嫌女方家庭生活苦，吃的孬，去黑木林等地做临工数月以后独自流浪生活，从1958年7月至今3年之久杳无音信，女方现以生活困难，男方不尽夫妻义务坚决要求离婚。
上述事实已经本院调查属实，为保护妇女合法利益，保障婚姻自由，我们意见应以缺席判决离婚。
宁强县人民法院
1961年9月13日
韩素连诉刘汉臣离婚案
申诉人韩素连，女，20岁，贫农成份，不识字，宁强县城关高峰生产大队人，家庭两口人（韩与其母亲）。
韩素连于1959年2月17日经李桂珍、陈守才夫妇2人介绍与宁强县第一农械厂工人刘汉臣订婚。曾经韩素连提出结婚，刘汉臣称“他要去学习”等，学习回来了再结婚，及未准备好等原因，于1959年5月1日双方在城关镇委员会登记，领取了结婚证，尚未举行结婚议式，于5月2日该刘被农械厂派出阳平采购原料，从此一去未返，也毫无音信，据说逃往新疆但也不知其具体地址。该刘外逃时还携带农械厂公款200余元。两年多刘汉臣与韩素连无通信关系，韩素连在等无希望的情况下于1960年9月以来正式结婚（未同居和举行议式）；刘汉臣携款潜逃，品质恶劣，刘出去后无只字音信，说明在思想上已和韩断了关系等理由向我院申诉与刘汉臣离婚，并多次催案要求离婚。


该韩与刘的婚姻构成也是草率的，（韩还不知道刘是哪里人）虽已进行结婚登记，但双方未曾同居，也未建立真实爱情，一方出外两年余音信具无，致韩素连整日苦恼，无心生产，根据以上情况，我院意见为有利发展生产，减除双方痛苦，照顾女方利益，对此案件应以缺席判决离婚。
宁强县人民法院
1961年9月12日
成玉其与陈秀连离婚案
原告人：成玉其，男，26岁，汉族，不识字，中农成份，陕西省宁强县阳平镇公社五里大队，第3生产队小楚坝人，61年7月以前在大安磷肥厂当工人，61年7月份下放回家生产。
被告人：陈秀连，女，年龄不详，汉族，不识字，中农成份，住址同上，于1960年8月17日失踪。
陈秀连于1957年2月间经其姐姐陈秀兰介绍与成玉其订婚，（因陈秀兰与成玉其居住很近，不到半里路）1960年3月双方自愿结婚，婚后感情尚好未争吵打架，1960年6月陈秀连到其爱人成玉其工作地点大安磷肥厂耍了1个月，以后又回到娘屋，（燕子砭公社九联大队）王桂芳（陈秀连的母亲）家中玩耍四五天，又回到成玉其家中，在此以前陈秀兰曾对陈秀连说：“成玉其在磷肥矿作工，家里没人劳动，你一人能把两个老人养活住吗ⅶ不如与他离婚算了”，关于此节陈秀连1960年7月回娘屋对其母王桂芳谈过这些话，我们调查后此节属实，1960年8月17日陈秀连同其姐夫余兴成（陈秀兰之夫已去石堰寺麻疯院看病）二嫂石素清、侄儿成存娃、柳娃子（2人均14岁）一路到阳平镇赶场，从此日即未归家，杳无音信，在陈秀连失踪的前几天和当天，并未和任何人发生吵闹打架，陈秀连出外赶场未归，成玉其知信后（系成玉其之三哥成玉喜专到大安矿肥厂给成玉其说的），即同其父亲、岳父、到亲友等家中到处寻找10余天无踪无影，也未发现上吊、跳河自杀等情况，成玉其于1961年1月25日即登陕西日报第4版寻人至今8月之久，仍无踪影，因此成玉其向法庭申诉离婚，离婚后另找对象。现因我院找不到被告的下落，无法进行处理。
宁强县人民法院
1961年9月13日
宋存连与陈洪德离婚案
申诉人宋存连，女，25岁，本县城关公社人，家庭贫农成份，高小文化程序，现在宁强县黑木材商店当售货员。
被诉人陈洪德，男，32岁，籍、住、成份同上，原系宁强县商业局干部。
上列当事人于1951年自由结婚，感情尚好，有3个小孩，男方于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被订为右派分子，1959年4月私自出外，1960年2月从新疆农七师工程队给女方汇款20元，此后再未通信，女方去信询问原单位，答复该人已经逃跑，不知下落，女方现以3个小孩生活无法维持（女方每月工资25元），男方思想堕落，已走上反动道路，不能继续相处为理由诉来我院，坚决要求离婚，经我院去函查询亦找不到下落，为保障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合法利益，我们意见可缺席判决准予离婚。
宁强县人民法院
1961年9月13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暂缓起诉制度的可行性探究

作者: 广东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游常庆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长和犯罪低龄化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又是关系到他们将来的前途和命运，是重是轻还是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罚？仍是世界各国在不断探索的路子。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为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相继推出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法律制度，如附条件不起诉、观护制度等。可见这些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已逐渐从惩罚主义走向保护主义的。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一个新的结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应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从源头上遏制犯罪。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特点，我国政府已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对预防和减少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起到重要作用。虽有这些法律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要长效地预防犯罪，必须健全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完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制度，以体现人性关怀和宽大的法律政策，促进现代司法理念文明。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就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适用暂缓起诉制度略谈粗浅之见。
一、 暂缓起诉的法律界定
暂缓起诉实际上是外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在德国称为附条件不起诉，就是指以暂时不起诉为条件，检察官对被告人规定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要求，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要求，则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德国议会赋予检察官不起诉斟酌权，加强对刑事犯罪的有效追究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其他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日益智能化、复杂化和低龄化，在司法资源有限的今天，实现诉讼效率与价值尤为重要。暂缓起诉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是没有规定的，然而许多旧的法律制度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诚然，司法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说过：“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致避免了任何解释问题；同时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致于明确地包含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给实施这部法律的人留有一种有限的自主空间。在新一轮法律制度改革的推动下，大胆借鉴外国有益的经验未尝不可，也是适应与时俱进的要求。我国南京、武汉等地检察机关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推行暂缓起诉的新尝试，收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也引起法律界上的争议，有人认为实行暂缓起诉于法无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可以看出他们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只局限于现有法律层面上，照搬硬套法条，缺乏对暂缓起诉内在所蕴含价值的理解。毕竟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保护工作开展比较晚，立法上尚有疏漏，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因而提出这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引起争议也是正常的。笔者认为，对待一个新生事物的评价，则应以马列主义辩证观点来论证，以实践来总结其价值所在，包括法律上的价值和社会上的价值。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东西，是值得倡导和推行的。
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应当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本着综合治理原则和案件自身条件，在一定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
法律专家认为，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当前国际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来说，在身心上与成年人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又肩负着特殊的保护使命，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高度出发。因此，全面科学地理解暂缓起诉，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积极推行暂缓起诉制度，落实各项帮教配套措施，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对建设现代法治文明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已经加入保护未成年人相关的国际条约，在不断推进司法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减少程序，减少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讼累，提高效率，进而获得低成本的司法保护，着眼于长效机制，加快司法软环境的建设。在立法上建立与未成年人相适应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将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写进刑事诉讼法，把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暂缓起诉制度予以法律化，规范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机制，逐渐与国际上接轨，努力完善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
二、暂缓起诉的可行性及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不难得出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主要有未成年人本人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和社会原因。针对这些因素，社会各界都在不懈努力寻求各种预防途径，以解决犯罪源头，遏制犯罪蔓延。未成年人不乏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检察机关在不断总结实践过程中，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通过暂缓起诉进行教育挽救，重塑灵魂，彻底矫治他们的畸形心理和不良行为，是职责的应有之义，也是符合人类共识潮流的。
首先，实行暂缓起诉，有利于发挥其诉讼经济效益价值。刑事诉讼本身是一项成本较高的司法活动，诉讼价值的取向主要是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而在我国目前司法负担日益沉重，诉讼成本高效率低，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寻求合理、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经济价值，已落在司法实践者的肩上。从1983年以来，我国一直推行“严打”刑事政策，而忽略了从源头遏制预防犯罪，没有充分利用不起诉制度的作用。笔者认为，在“严打”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恰好是使部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较轻刑事案件，在起诉环节适时终止，使案件不要进入审判程序，有利于缩短诉讼时间，减少投入，提高诉讼效率，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在《联合国青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也规定：“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
其次，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实践表明，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犯罪行为不严重、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悔罪较好的，很多起诉到法院后，大都被判处较轻刑罚，这样对未成年人予以定罪和科以刑罚，办案部门往往对案件办结后就了事，普遍没有跟踪监督，使他们没有及时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惩罚了，但是预防效果不大。相反使很多未成年人在看守所或监狱里，容易被交叉感染，释放后没有得到一定措施的约束，造成自悲和被歧视的消极心理，难以抹去自己人生上的这个刑事污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其逆反心理，仇视社会，容易重新犯罪，加大了教育改造的难度，致使难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如果运用暂缓起诉制度，给予他们一定时间，通过帮教，使他们反省过去，认识到自己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并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继续生活学习，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收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往往会更好。事实证明，通过教育和矫治，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犯能痛改前非，基本上没有走上犯罪道路。
再次，有利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方针历来是我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其着眼点应该是预防犯罪，保护社会。通过预防教育，使可能犯罪的人不去实施犯罪，减少违法犯罪的滋生，把犯罪遏制在未然状态，以更好地保护人民。而未成年人本身思想单纯，易冲动，盲目性和激情化并存，自我控制和辨别是非能力较差，容易受到不良思想侵蚀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但他们又正处于自身发展和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可塑性很强，容易接受教育改造。正如马克思说过：“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见，应利用司法机关的法律专业优势，积极开展社会预防工作，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是社会对他们的宽容精神，使他们回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了解到一定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制观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对减少和预防犯罪起到很好的效果，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
第四、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各个方面还未定格，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诱惑和误导，致使触犯刑律。而他们又是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因而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充分认识到办理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性，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保护的角度区别于成年人犯罪，坚持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落实各项有效的措施，扩大考察面，以人为本，立足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用人性化的关怀唤醒他们的良知。检察机关肩负着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双重任务，运用好检察职能作用，对未成年人犯罪寓教于办案，注重教育和挽救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正确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三、暂缓起诉制度的完善
暂缓起诉作为一种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实践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面对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并出现暴力化、低龄化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国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上的立法还相对滞后，措施不够完善，少年司法制度仍不健全，因而推行暂缓起诉，理应成为一种新的可行的制度。
（一）暂缓起诉的适用条件
1、必须是未成年人，即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未满18周岁；
2、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的或者是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有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情节的；
3、必须是初犯、偶犯或胁迫犯、从犯，累犯应除外。
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对犯罪嫌疑人才能适应用暂缓起诉。
（二）操作程序
1、严格审批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理论业务水平较高，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帮教的检察官来承办。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拟写案件审查报告，提出审查意见，报主诉检察官审核，并由公诉部门集体讨论， 提出意见，最后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2、告知程序。由办案检察官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监护人和被害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犯罪嫌疑人应向被害人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一定经济损失。若双方当事人都无异议，即对犯罪嫌疑人宣布执行暂缓起诉决定；如果被害人对暂缓起诉决定不服的， 在规定的期限内（一般为15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被害人也 可以在规定期限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3、监督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宣布暂缓起诉决定后，进入考察阶段，考察期限一般以6个月至3年为宜。规范帮教制度，考察必须落实三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三级考察网络，则由检察院、学校（居委、村委）和家庭形成考察体系；二是被考察人每月至少有一次向考察人员做思想汇报；三是检察人员定期到被考察人所在地、学校作调查了解，及时掌握被考察人的活动情况，通过对被考察人的测评和心理分析，透过异常现象，及时发现苗头，化解消极因素。
4、处理程序。考察期满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并认真学习、生产或完成各项规定的义务，说明有悔改表现，一般应作出不起诉决定；若在考察期间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表现较差的，应向法院提起公诉。
综上所述，对待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犯罪案件，应本着理性、冷静、权衡的司法理念看待问题，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预防往往比惩治更重要，用人性化的执法理念关怀未成年人，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标志，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更是法治的进步。所以，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和成果，健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有必要推行暂缓起诉制度。建议国家立法机关以立法形式确定暂缓起诉，完善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


本文于2003年载于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