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人民政府


第 45 号

　　《彬县大佛寺石窟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2008年第3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庄长兴
　　　
　　 二○○八年四月八日
　　　　
　　　　
　　　　
　　　
彬县大佛寺石窟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彬县大佛寺石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佛寺石窟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区由大佛寺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组成。在大佛寺石窟保护区进行文物保护、旅游发展、生产生活等活动的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大佛寺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确保大佛寺石窟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 大佛寺石窟保护区内的各类文物均属国家所有，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第五条 大佛寺石窟保护区内的下列文物，依法予以保护管理：
　　（一）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的石刻造像和明镜台古建筑；
　　（二）丈八佛窟区的造像及其附属建筑；
　　（三）修行窟区的所有洞窟；
　　（四）与大佛寺石窟历史相关的实物、文献资料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
　　第六条 大佛寺石窟保护区范围，以陕西省人民政府按照大佛寺石窟保护对象的内容、规模、类别、周围环境、历史风貌以及保护的实际情况，合理划定的范围为准。
　　保护范围是指对大佛寺石窟各保护对象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大佛寺石窟保护范围外，为保护大佛寺石窟文物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
　　第七条 大佛寺石窟由陕西省人民政府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
　　第八条 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大佛寺石窟文物保护与利用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经陕西省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批准。
　　彬县人民政府负责《大佛寺石窟文物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具体实施。
　　第九条 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对大佛寺石窟保护区内的集体土地可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对不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和有碍环境风貌的单位、村庄及其他建筑物应当进行改造或者拆除、搬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或者安置补偿。
　　第十条 大佛寺石窟博物馆负责大佛寺石窟保护区内日常管理和文物的陈列展示、科学研究、安全保护等工作。
　　大佛寺石窟博物馆应加强文物保护技术的科学研究、合作与应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防火、防盗、防虫、防自然损坏等设施设备，确保文物的安全。
　　第十一条 彬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大佛寺石窟保护和维修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
　　第十二条 国家用于大佛寺石窟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大佛寺石窟博物馆的事业性收入以及捐赠的资金和物品等，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十三条 大佛寺石窟的考古、文物调查、石窟测绘、维修的原始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图纸、照片、录像）、实物标本等，应由大佛寺石窟博物馆确定专人保管。
　　第十四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大佛寺石窟保护区内，禁止存放易燃品、爆炸品等一切可能危害文物安全的物品；禁止擅自进行爆破、挖掘、采石以及进行其他危害大佛寺石窟安全的活动。除批准的规划农居用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有碍文物保护和环境风貌的建设项目。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依法保护大佛寺石窟的义务。大佛寺石窟保护区内的地上、地下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第十六条 对损毁大佛寺石窟文物、破坏历史风貌或自然环境的行为，视其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或予以行政处罚；对擅自移动、拆除、损毁大佛寺石窟保护标志、界碑以及其他保护设施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文物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 对于拒绝、阻碍执行文物保护管理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律师眼中的刑法第306条

赵黎明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希尔顿商务中心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 400015）
(电子邮件：zhaoliminglawyer@yahoo.com.cn）

摘 要：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近期办理了一件重庆市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因生产、销售地条钢而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难处”有了深刻的体会。然而掩卷反思，则发现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某些条款的不合理规定作为立法缺陷才是刑辩律师尴尬地位的根源。本文拟通过对刑法第306条的分析，得出该条必须取消的结论。

关键词：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豁免权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全国已经有数百名执业律师因为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而身陷囹圄。这其中确有少数律师受经济利益驱动,不顾律师职业道德,在执业中故意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造证据或诱导证人作虚假证言,但也不乏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法第306条的规定追究律师的所谓法律责任,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情形。对此,律师界不少人发出“律师伪证罪猛于虎”的感叹。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感慨道：“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侯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不少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律师人身保护制度的缺失和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是导致此局面的重要原因，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以此保障律师执业安全，确保律师顺利履行职责。

一、对刑法第306条的法理分析

（一）从规范层面进行分析

1、刑法第306条难以准确操作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条罪的罪名确定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从法学理论本身来分析，该条的规定缺乏法学理论常识作基础和支撑，不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是十分模糊的。现在的许多情况都是因为原是控方的证人，因律师的调查而改变了证言。于是控方赶紧再找证人重新调查，威胁证人：你的两份证言中肯定一份是假的，是伪证，是不是律师让你说的，证人也就顺水推舟地说，是律师让他讲的。于是乎，以自己一方的证人因为律师的调查而改变了证言，就去指控是律师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律师就成为了罪人。

刑法306条第2款尽管明确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非故意提供、出示、引用失实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的情形排除出追究刑事责任之列，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如何理解“帮助”、“引诱”时不断出现扩大适用法条的现象。例如将“引导”证人作证误认为是“引诱”证人作证，将辩护人不正确的提问方式认为是“引诱”证人作伪证，将“提示”、“协助”当事人收集有利于己方的证据认为是“帮助”、“引诱”当事人伪造证据等，这暴露出刑法第306条无罪化的规定不够全面具体，为个别司法人员打击报复律师大开方便之门。

而且将律师伪证行为不分情节轻重，直接用刑法介入，也不符合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的理念。本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律师协会”这样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就会出现一些公安和检察机关所说的“律师没人管，既然这样，就只好我们来管”的恶性循环。于是乎，刑法第306条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来。律师面对掌握强大国家权力的侦控机关，毫无抗辩余地，只能任人宰割。

2、 刑法第306条有违公平原则

刑法第306条显然存在对律师的歧视：在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这不仅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是少见的，而且对正处于恢复、发展和健全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是极为不利的。数年的实践证明，一些司法机关，正是借助于这些规定，片面地理解、错误的适用，扼杀着刑事辩护制度，致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与此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可以构成犯罪，而司法工作人员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该如何处理却没有规定。少数侦查人员打着“惩罚犯罪”、“法律监督”的名义，诱供、套供的现象绝非个别，却没有规定为犯罪，这无疑强化了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

根据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构成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原理，在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在实践中“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屡见不鲜。而且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由于刑法第306条等不公平条款的存在而经常遭到践踏。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把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职责，在无罪、从轻、减轻和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进行的调查取证，或会见被告的行为，无端地被视为制造伪证，使律师遭到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律师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

目前有两个现象应该引起关注：一是办刑事案件的律师越来越少，有的律师干脆不办刑事案件；二是律师办刑事案件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大。难怪有人戏谑道：“如果你要搞法律，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自己就到看守所报到吧。”近年来，刑辩律师执业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已到了令人震惊、触目惊心的地步。许多律师因办刑事案遭囚禁，致使律师不敢办刑案，谈刑色变，望刑怯步，更是凸现出刑法第306条的不公平、不合理。

（二）从立法缘由进行分析

1、思想观念上的原因

刑辩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的根本原因。近现代刑事辩护制度产生于西方，作为一种进步的制度盛行于现代各国。然而这种制度所追求的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合法的自由，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大异其趣、南辕北辙。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另外，在刑事诉讼中，“左”的思想的影响也是阻碍刑辩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许多司法人员认为刑事诉讼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视辩护为非法或者多余，错误地认为律师“是站在被告人立场上”、“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为人免灾”。一旦他们发现律师提出了与他们不同的对案件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见，就会认为律师是在为被告人开脱罪责，是对他们作为司法官员尊严的挑战，动辄对律师进行呵斥、强制、驱逐，甚至在法庭上殴打律师，或者在事后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这损害了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导致了律师刑事辩护率低，最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律师的保护。

2、整个立法体制的原因

我国现行刑事司法程序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控辩不平衡，就立法体制而言主要体现为：一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司法原则本身忽视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实践中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种地位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被法官接受；三是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了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此类规定明显误导人们歧视律师；四是《律师法》着重规定律师的义务，很少规定律师的权利。律师的娘家——律师协会软弱无力，虽然全国律协及各地律协也制定了一些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则、规范等，但对司法机关没有效力，司法机关不予理睬。

二、建立对律师的人身保护制度

1、对律师刑事豁免权作出规定

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国际性法律文件《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其第20 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确立了律师的刑事辩护责任豁免原则，我国政府也已经在该文件上签字。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应在律师法或刑事诉讼法第1章总则部分或“辩护和代理”一章对律师刑事豁免权作出明确规定。条文拟定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论时发表的有关言论，享有刑事豁免权。”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民主法律意识，支持律师刑事执业。

2、完善有关律师惩戒的正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