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问题

刘成江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 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 Nullity of Marriage Act 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结婚的”。这种提法似为不妥，而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为我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指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二、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 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 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 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 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 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 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
(1979年10月6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共青团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联系青年工作实际，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书记处书记、常委，列席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和团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共六十一位同志。韩英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胡启立同志代表书记处提出了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学习讨论的报告，高占祥、刘维明同志分别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9〕58号文件、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和发展青年旅游事业问题发了言。

　　会议一致认为，从上次常委会以来的四个月里，会团上下抓住三项主要工作，思想集中，目标明确，工作是有进步有成绩的。会议要求各级团委继续执行《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和五月常委会议纪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和团的基层建设，争取有更多的进展、更大的突破。

　　现将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如下：

　

(一)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四个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场讨论，击中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使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使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得以推进，的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伟大决策，在解放思想、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等方面，都跨出了很大很坚决的步子。在大的革命转变关头，出现某些“左”或右的摇摆，对党的方针政策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历来有之，不足为怪；同时也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流毒不能低估，说明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待深入。经过学习，与会同志认识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非常重要，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坚定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问题不解决，四化的基础就不牢固。说拥护党的政治路线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一定要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搞好，马思想路线搞端正。

　　会议确定，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首先要在团的领导机关和专职干部中学习好、讨论好，逐步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把团的干部武装起来。同志们回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团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在《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中，曾经提出了在团干部、团员、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任务。但这段时间，一方面，因为团中央刚刚全面恢复工作，会议、活动较多，很少时间坐下来“务虚”、想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上、党内出现怀疑四项基本原则、怀疑三中全会方针这样两股思潮，有一些干扰。总的看来，我们团的领导机关还没有把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抓。我们对青年的思想动向调查研究不够，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判不深，因此在一些思想理论的是非问题和实际工作包括青年工作的是非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思想路线上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造成了长期以来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状况。我们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抵触情绪，恰恰是发生在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这个老问题上，足见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迫切性。

　　会议认为，从团干部队伍的现状看，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更有特殊的意义。团的干部比较年轻，大多数都是基层选拔上来的优秀骨干，有朝气，肯学习，勤思考，本质、主流是好的。但毕竟，他们在成长时期碰上了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党风、学风遭到破坏，“现代迷信”盛行。不少同志长期耳濡目染的是林彪、“四人帮”及其“理论权威”贩卖的“假药”，反倒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常识和本来面目感到陌生。这就给许多同志提出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重新学习、启蒙和补课的任务。就是老一点的同志，面对新时期的新矛盾新情况，同样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要肯定过去的好传统，同时也要看到，文化革命前，我们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看法、提法上，在一些政策问题上，就已经有了一些不实事求是、不科学、甚至是“左”的东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一样在不同程度上中了毒。这方面，老同志新同志都不要有盲目性，都要从僵化半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路线搞端正。

　

(二)

　　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不是要发动一场什么政治运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是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更多的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要把真理标准讨论好，最主要的是要密切联系团干部的思想，联系当前团的工作，有破有立地解决现实问题。不是要领导做“表态文章”，也不是要搞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探讨。当然把基本的理论观点搞清楚是必要的，但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于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达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目的。从当前团的工作实际出发，这次讨论要在团的干部中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弄清坚持还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真高举和假高举的根本区别。

　　有人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这是最吓人的帽子。这样讲的人，极少数是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但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或者是因缺乏马列常识而人云亦云。“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讲的，是一个经典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讲到俄国革命中“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一派是“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另一派则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来“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因而使“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待马列主义也曾经有过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本本主义，照抄照搬，不问中国实际，用只言片语唬人、骗人，这是王明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毛主席的态度。这两种态度，究竟哪一种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真正高举的呢?历史已经做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形成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如果反对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那就是抽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如果想用毛主席的旗帜来掩盖林彪、“四人帮”的东西，那只能是玷污毛主席的旗帜。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善于把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整、准确地掌握它的科学体系和立场、观点、方法，而又不囿于某些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勇于根据新的实践加以完善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举。

　　第二，要抓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肃清流毒。

　　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必须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批判极左路线同坚持四项原则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要看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是破坏、践踏四项原则，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都是为了坚持、维护四项原则。我们越是彻底地批判极左路线，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就越能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我们才有批判极左思潮的锐利武器。如果不清除林彪那个“念念不忘”之类的流毒，那就不能正确理解四项原则，“坚持”也会走样。

　　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必须联系实际，消除他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流毒。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完全符合我国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理解、贯彻执行。要看到，在团的工作中，阶级斗争问题上极左的流毒是相当深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反动血统论，十多年来，这个东西成了发展团员、使用干部的一条不成文法，成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组织生活中和人与人关系中一根无形的绳索。现在虽然中央发了文件，而我们一些同志在落实党对不同出身青年的阶级政策方面，总是犹豫观望，余悸难消。因此，对今天的阶级状况和青年中的“阶级烙印”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各级团干部都应该加以调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对“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的批判，也需要分析。把人性和阶级性绝对对立起来，把“斗争的哲学”无限推延到一切领域，这种做法在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在对青年特别是后进青年进行教育的工作中，带来了极坏的后果。似乎无产阶级就是“冷冰冰”加“硬梆梆”，谁要是对青年讲尊重、关心、感化，那就是“人性论”。结果不知道因此做了多少不近情理的事情，脱离了多少青年!应该承认，我们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课题本事不大，甚至可以说，往往是习惯于“激化”矛盾，而不善于“转化”矛盾。错误当然应该批评。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取消，但是，“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们赶上天堂”(列宁语)，而一定要用说服、讨论、商量加等待的办法，去妥善地解决青年中的各种思想、作风问题。

　　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不是说出现了右的思潮、倾向也可以不加理会。反对错误倾向，贵在实事求是。我们要坚决肃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流毒和影响，但也要如实看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和封建法西斯主义，纠正冤、假、错案，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一定要坚定不移，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并批判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心情舒畅与集中统一意志正确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维护安定团结，维护法律和秩序。

　　第三，要探索、研究新时期的青年和青年运动，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把团的工作活跃起来。

　　对过去和当前团的工作，都要用实践标准加以检验，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的“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的帽子，虽然去年中央“五四”通知已予推倒，但在实际工作中不时还有“黑三团”的阴影，使得一些同志思想受束缚，手脚放不开。对把学四化干四化提为新时期青年的“主课”，有的同志就有犹豫，而更多的是不习惯、不熟悉。在经济与政治、生产活动与思想教育问题上，如何克服“两张皮”，把它们结合好，还有待我们在反复实践和不断总结中找出一条路子来。关心青年的劳动就业、业余学习、文娱生活，包括正当的社交活动、婚姻恋爱，这方面的“禁区”已有所突破，但总的说，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有时还有反复。会议根据最近党中央关于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团体要成为广大群众的重要代表者，要有职有权有责而不要成为装饰品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开展独立活动，发挥首创精神，努力做到群众组织群众化。共青团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和组织青年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突击队作用，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和代表青年群众正当的政治经济权益，关心他们的痛痒，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积极设法解决青年的切身问题。要正确处理服从党的领导与密切联系青年群众的关系，把“党的助手”与“青年的核心”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共青团在党、群之间起好桥梁作用和纽带作用。这是一个涉及团的性质、任务和团的存在价值的问题，全团同志都要解放思想，加以探索。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方面惰力也更大。要突破，要改变，更需要胆识和毅力。政治运动连续搞了十几年，思想工作也难免伴随着粗、大、空等毛病，比较习惯的是找“对立面”，搞“斗则进”那一套，要看到，教育青少年是一门很细的学问，是一门“艺术”。当然，必要的集中教育，如果指导思想对头、方法得当，是有作用的，不能否定。但是，大量的应该是做精雕细刻、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工作，是用陶冶的方法、说理的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去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符合青年成长的规律。要循序渐进，不能动辄要求“立竿见影”，要和风细雨，不要搞“雷厉风行”。对青年不能只讲政治概念，要更多地讲思想和品德的修养。当前，有两件事值得重视：一件事是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要认真加强对后进青年的工作，研究一下转化人的学问。有个口号叫做：“大家都来做打开‘锈锁’的能工巧匠”。我们有二百万个团支部、十几万专职团干部、众多的辅导员，如果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支部转化一个后进青少年，将会给社会减少多少麻烦，而给四化增添多少有生力量啊!这件事要大大提倡一下，务必要有所突破，有点长进。另一件事是要正确对待青年中属人民内部性质的不同意见，包括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思想工作当然要旗帜鲜明，但要求那么“纯而又纯”是不切实际的，强行搞“舆论一律”也是做不到的。在人民内部，绝不可一听反对意见或不同意见，就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甚至轻易用专政的方法去对付。实行民主，就要准备听不同的声音。对的接受，不对的说服、错误的抵制。总之要有民主的精神，分析的态度，用积极引导、以理服人的方法解决问题。

　

(三)

　　为了组织好真理标准的讨论，会议要求各级团委：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团中央书记处起，包括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亲自抓，带头学。学习、讨论的安排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进行。关键是领导班子要讨论好，武装好，努力站到思想解放的前列。各级团校和团干部训练班都要把弄清真理标准、端正思想路线列为重要教学内容。青年报刊要改进理论宣传，结合实际事例，向青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

　　二、虚实结合，开动机器。要下功夫有目的地读一点马列原著，掌握立场、观点、方法。强调实践标准，不是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不能有这个误会。不读书的状况要坚决地改过来。在读的基础上要开动机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提出问题来讨论。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提倡探索精神。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以革新者兼实干家的态度，去调查、研究现代化建设和共青团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要敞开思想，充分议论，做到实事求是。思想敞开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讨论深度的一个标志。

　　三、贯彻民主精神，实行“三不主义”。思想能否敞开，讨论能否深入，关键在兑现“三不主义”。在组织内，在会议上，为理解马列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允许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允许保留，允许批评和反批评。提倡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向组织讲真话，讲心里话，应该受到保护。对为探求正确认识而在学习中发表各种意见包括错误意见的同志，要坚持和风细雨，耐心说服。要坚持，既是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一定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拥护。